人命关天，“救人”是第一位的。但在现实中，是要积极抢救“保命”，还是放弃抢救“保工伤赔偿”，居然成了两难选择，且据报道，这令人纠结的“48小时”工伤时限问题，在工伤赔偿纠纷中并非孤例。

　　这里的“48小时规则”实则来自于《工伤保险条例》。在对工伤的认定中，有三种情形“视同工伤”。这其中就包括了“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

　　法规作如此规定，自然有它的立法意旨。从医学方面说，突发疾病死亡未必就是“工伤”。因为工伤指的是劳动者在从事职业活动或者与职业活动有关的活动时所遭受的伤害。而突发疾病也有可能是劳动者因职业之外的原因所导致。考虑到证明突发疾病与职业的相关性相对困难，法规为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所以将“突发疾病死亡”的“视同工伤”。而为了平衡资方利益，又对在抢救中死亡的作了限制，即“48小时规则”。

　　当然，很难说这个“48小时”就是一个科学、合理的时限。但如果必须要一个时限的话，立法所能追求的，只能是相对合理。由此外推至“72小时”或“720小时”，也一样会引发质疑。过分扩充范围也不符合工伤保险制度设立的初衷。

　　刑法理论中也有类似困境，比如英美法系国家就曾有所谓“一年零一天规则”，即谋杀和非预谋杀人罪的认定，以被害人在一年零一天之内死亡为条件，如果是在一年零一天以后死亡，则不能按谋杀处罚。这一规则也曾引发重大争议，最终被废止。

　　对于工伤中的“48小时规则”而言，立法者可能并不曾考虑到这一规则会导致今天这样的争议。因为在伦理上，病人的家属更愿意维系亲人的生命。资方让医院用呼吸机维持病人生命，这不正是家属所期望的吗？但问题在于，如果利益真的成了维持病人生命的最大标尺，资方采取的“呼吸机战略”将只会停留“48小时”之内，超过这一时限就撤；而病人家属为了得到“工伤认定”进而能得到工伤赔偿，也可能拒绝使用“呼吸机”，这将带来更为深远的伦理冲突。

　　也有一些个案，在实践中采取了更为温情的做法。比如厦门工程师肖文旭于2008年在开会发言时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3天后死亡。但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为，出于人性化的考虑，利用呼吸机延续病人生命超过48小时后死亡的，也应给予办理工伤手续。

　　我们期盼个案处理中的温情，也希望立法能够更人性化，更符合医学标准。因“脑死亡”不被认可，而欲以呼吸机等仪器来“拖延”病人的死亡时间，这样冰冷的法律技术操作也应从技术标准上予以遏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