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分析， 当前， 我国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足， 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 从供给方面看， 我国许多行业产能仍然过剩，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和出厂价格继续下降， 而国内供给的创新驱动和结构调整缓慢。 从需求方面看，国内需求中的公共消费由于中央八项规定而受到抑制， 企业投资由于保留收益率下降而存在不确定性， 居民消费和公共投资增长平稳， 国际需求增长由于不确定性存在隐忧， 我国外贸稳增长仍然面临较大挑战。
　　下行压力， 集中体现为投资面临下行压力。 投资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的主要因素有： 一是部分采矿业与制造业产能过剩， 投资回报下降， 压抑了投资需求； 二是当前房地产市场面临分化和调整， 部分房地产企业资金压力加大， 房地产投资面临下滑压力；三是具有较高投资回报率的部分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准入门槛过高， 民间投资积极性难以有效发挥； 四是我国投资基数已经很高， 2013年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78%的水平， 很多省份的投资占其GDP比重已经超过80%， 但投资效果系数即单位投资所增加的GDP却不断下降。
　　当前我国的结构性减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与印度、 巴西、 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不同， 我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主要是结构性的。
　　从生产要素结构方面看， 由于我国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增长率已经开始下降， 而技术进步是一个慢变量， 这三个因素叠加，导致未来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 不少学者认为， 未来一段时期， 我国经济将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10%左右的潜在增长水平降低到7%~8%。
　　从产业结构方面看， 当前我国传统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已经达到峰值， 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从传统制造业转到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 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传统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 因此传统制造业向传统服务业的大规模转移就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和经济增长率的下行， 尽管这种转移对吸纳更多就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传统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制造业的70%左右。 在发达经济体， 他们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高于制造业的， 因为他们是以高端的服务业为主， 而我们是以低端的服务业为主。 目前我们转移的多是低端服务业， 因此传统制造业向传统服务业转移越多， 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就下降得越快。
　　 我国经济已经进入结构性减速通道
　　这种结构性变化， 是经济成长阶段推移的结果。 它区别于周期性， 更区别于政策性。 这是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程。
　　2013年， 我国经济的一个重大特点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达到46.1%， 比第二产业高出2.2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是显著高于第二产业的， 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为促进我国就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2013年， 我国新增就业1310万人，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 新增就业达170万人， 创历史新高， 就印证了这一点。 但是， 目前我国就业市场上结构性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大学生就业难与农民工招工难共存，劳动力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匹配， 人力资本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并存。 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必须主要依靠调整教育供给的结构、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等结构性政策去解决， 而不能简单地依靠扩张性的总量政策去解决。
　　2013年， 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尽管具有重要意义， 但在目前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仍不足的情况下， 服务业份额的扩大也就必然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要有所回落。 如前所述， 这是因为目前我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低于制造业的， 且服务业的产业链相对较短， 这就必然带来结构性减速的问题。 目前， 同样的投资增长速度只能带来相对比较低的经济增速， 这对稳增长无疑将带来很大的挑战。
 　　宏观调控要更加突出就业优先
　　我国经济长期增长仍具有较大潜力， 宏观调控要更加突出就业优先， 适当容忍经济增速下限的下移。
　　尽管当前我国经济与投资增长面临下行压力， 我国的结构性减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但长期经济增长仍具有较大的潜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深化改革的制度红利有待进一步释放。
　　为了提高潜在增长水平， 必须加快发展劳动生产率高的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 加快转型升级。 然而， 受制于行政垄断、技术创新体制机制不顺等因素，转型升级必然是一个痛苦且缓慢的过程。 结构性减速过程中， 经济决策难度加大， 需要长短结合施策， 继续坚持稳中求进、 稳中有为。 宏观调控要更加突出就业优先， 既要守住保就业、 保稳定的底线， 加快重点投资项目建设进度， 适度加大交通等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 又要适当容忍经济增速下限的下移， 使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更加富有弹性。 比如说，宏观调控合理区间的下限可从2013年的7.5%下移到2014年的7.0%左右， 以便为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留出更多空间， 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与此同时， 应加快推动改革创新和转型升级， 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提高长期潜在增长水平。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汪同三认为，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 我国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就业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在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状况下，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突出表现为具备中高级专业技术能力的劳动力的短缺。 在全国就业人员中， 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比重占到70.3%， 大学以上学历仅有12.94%。 劳动力市场中技能人才总量不足， 特别是高技能人才严重短缺。 此外， 我国还存在就业稳定性偏低的现象。 我国员工平均流动率为15.9%， 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高位。 流动率较高的行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 其基层员工流动性较大。 有关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农民工就业呈现 “短工化” 趋势， 表现为工作持续时间短、 工作流动性高。 在目前形势下， 我们更应该贯彻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增强经济发展对就业的拉动作用， 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重点人群就业和创业。